舆情治理面临人工智能挑战， 破解困局需构建三维体系

贵州落马官员官员挖出327枚比特币（价值约1.5 亿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贵州省纪委监委表示，此事系自媒体为了博流量，利用 AI（人工智能）生成的谣言。这一事件既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迫切期待与对特权腐败的本能警惕，更暴露出传统舆情治理在智能传播时代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一是算法推荐暗藏价值偏向，舆论操控风险加剧。算法推荐的“个性化推送”看似中立，实则是一种隐性权力，其背后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舆论走向。生成式AI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若训练数据带有西方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等倾向，就会通过“信息茧房”定向渗透。比如部分短视频平台借“时尚推荐”向青少年灌输消费主义，ChatGPT等模型因欧美数据主导，生成内容天然贴合资本主义价值观。这种渗透极具迷惑性，传统审核难以识别，一旦错误价值观嵌入算法，极易成为舆论操纵工具，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舆情发酵链条压缩，群体极化放大舆论偏差。生成式人工智能彻底改写了传播逻辑，过去“洋葱式”层层扩散的传播路径，变成“海星式”直接连接全网枢纽，舆情发酵从几天压缩至几小时。更关键的是，用户观点会被AI学习并转化为新的“舆情事实”，导致客观事实与主观表达混为一谈。而算法对极端观点的“偏好抓取”，会加速“群体极化”。像“天价耳环”事件中，算法可能将对个案的质疑引向体制性怀疑，甚至把“耳环价格”与“地震抚恤金”强行关联，用“地域+灾难+腐败”的情绪叙事，让理性讨论滑向情绪对抗，增加治理难度。

三是虚假信息门槛骤降，“泡沫舆情”诱发社会风险。生成式AI让虚假信息生产从“专业操作”变成“人人可为”，普通人输入文字就能生成逼真的视频、图像，“AI造谣”成本极低却极难识别。这类信息易形成“泡沫舆情”，轻则引发诈骗，重则被用来煽动对立。比如对灾难事件的虚假解读，可能被包装成“体制失职”叙事，借算法扩散激化矛盾。更危险的是，“机器人水军”能批量生产逼真内容，低成本操纵舆论，成为撕裂社会的潜在工具。

四是治理能力滞后，响应机制与技术进化错配。当前舆情应对的核心矛盾，是治理节奏跟不上技术前进的步伐。一方面，传统“层层审批”的回应机制，跑不赢AI时代的舆情扩散速度，“回应空窗期”越长，公众越可能转向AI驱动的“信息黑市”，政府信任赤字就越深。部分治理主体还试图以“静音策略”冷却舆情，反而制造了信息真空，让域外媒体或自媒体占据议程设置主动权，将局部问题上升为普遍性质疑。另一方面，对AI的“幻觉特性”“偏见放大”等机制认知不足，缺乏风险预判。比如“外婆为退休高官”这类AI谣言，未能及时通过技术手段溯源阻断。此外，部门协同壁垒明显，宣传、网信、公安等部门在跨域舆情中易出现“各管一段”的碎片化应对，消解治理合力。

面对智能传播时代给舆情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需以技术突破响应速度瓶颈，以法治明确权责边界，以协同凝聚治理合力，才能将舆论场的风险变量转化为治理现代化的动能，构建兼具韧性与温度的网络生态。

一是构建智能监测预警体系，实现“源头防控”。舆情治理的核心是把握“时度效”，需用技术对抗技术，建立覆盖“生成-传播-演化”全链条的监测网络。建立话题热度+网民情感的双维度监测体系，通过语义分析实现敏感话题的阶梯式回应”，先确认事实边界，再分阶段通报进展，压缩谣言滋生空间。同时开发AI谣言识别工具，对疑似机器生成内容标注“风险提示”并推送给平台审核。还可构建舆情推演模型，通过学习历史案例，模拟特定事件在算法推荐下的传播路径，预判“地域对立”“体制质疑” 等衍生风险，为治理决策提供预判依据。

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提升响应效能。应对AI时代的舆情，需将技术工具转化为治理能力，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导”。建立权威信息优先机制，对官方通报嵌入不可篡改标识，确保AI优先抓取可信内容，挤压虚假信息的传播空间。赋能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场“定海神针”作用，支持属地媒体借鉴人民日报“筋斗云”的“快速响应+深度解读”模式，在舆情初发期即发布核心事实，同时生成可视化、短视频等轻量化辟谣产品，消解对抗性解读。对高风险模型实施价值观校准训练，在算法底层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质量语料库，对“煽动对立”“历史虚无”等内容设置限流权重，从技术上减少极端观点的扩散。

三是完善法治与协同机制，压实治理责任。明确权责是规范智能传播的基础，需构建“法律约束+平台履责+部门协同”的责任体系。加快AI治理立法，在人工智能法中明确“生成内容溯源”“算法透明度”等要求，规定平台对未标注的AI生成内容承担连带责任，对恶意使用AI造谣者设立追责条款，破解“造谣易、追责难”困境。建立全链条处置机制，公安部门需打通“溯源-取证-惩处-曝光”快速通道，既追责造谣者，也追责传播平台，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动。同时推动行业自律，由行业协会制定AI内容治理指南，要求企业公开算法原理、训练数据等，建立“红黄牌”制度，对违规平台实施限流、下架等处罚。

四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打造专业人才队伍。治理现代化需以认知升级和人才为支撑，破解“技术盲区”与“能力短板”。将深度伪造识别、算法偏见认知等纳入干部培训核心课程，通过模拟“AI谣言应对”“算法舆情演化”等场景演练，提升风险预判与处置能力。开展全民媒介素养教育，针对青少年等易受影响群体，开发“AI 谣言辨识工具包”，用案例、互动游戏等形式普及识别技巧，从受众端减少谣言传播土壤。组建跨领域团队，吸纳AI技术、传播学、法学人才，建立“舆情治理智库”，实现 “技术判断、舆论引导、法律处置”的专业协同。

人工智能时代，舆情治理需从“控制风险”转向“驾驭风险”，从“事后灭火”转向“源头疏导”。唯有主动适应智能传播规律，才能守护好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让舆论场真正成为凝聚共识的空间。

作者： 四川省委网信办传播处副处长，李如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