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经济圈的美学论③——史地：回望与走近

第三节 史地：回望与走近

一、川渝颜值的“独特之美”——山水的空间与尺度

（一）川渝是个好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四川是个好地方，山水秀丽、民风淳朴、文化多彩，要求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谱写美丽中国的四川篇章。的确如此，川渝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川渝所在的四川盆地，大部平均海拔500米左右，长江把它和东海一脉相连，内部丘陵、平原交错，地势北高南低。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外流盆地，面积约26万余平方千米，聚居着川渝两地大部分人口，也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中国著名红层盆地，中国各大盆地中形态最典型、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盆地。这里情况非常特殊，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自成体系，原因就在于四川盆地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几乎包含了中国甚至世界所有地质地貌和气候特征因子，具有不可迁移性和仿制性。这里兼收并蓄、包容天地：从地理位置来说，成都在中国的最中心，包容力和辐射力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替代：从地形来说，成都平原是少见的盆地中的平原，出可开，进可纳。

除了不靠海，这里的江河、湖泊、雪山、草地、森林、冰川、平原、丘陵、山地……所有的景致一应俱全，多得不可胜数，美得不可方物。紧靠盆地的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年均温度4°—12°，年降水量500—900毫米；四川盆地是椭圆形结构，以浅丘和平原为主，平均温度16°—18°，全年温暖湿润。按照温度、湿度、高度、优产度、洁静度、绿化度这六个重要自然维度判断一个地方是否适合人类生存，川渝地区最符合。

这里景点众多，格外优美。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巴山脉，与汉中盆地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相望于武陵山。这里的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岩和页岩组成。这两种岩石极易风化发育成紫色土。紫色土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营养元素，是中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盆地是全国紫色土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向有“紫色盆地”的美称。盆地底部面积约16万多平方千米，按其地理差异，又可分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盆地北部顶点在广元，几何中心在蓬溪，东部顶点在重庆云阳，南部顶点在泸州叙永，西部顶点在雅安。盆地四周为海拔2000米～3000米的山脉和高原所环绕。大自然的特别眷顾成就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赋予了巴山蜀水得天独厚的好山好水好物产。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与绚烂多彩的人文景观在这里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展现出无穷魅力。甚至，我们可以像经书一样，罗列出一大堆经典AAAAA级景区的名字。重庆的计有：大足石刻景区、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武隆喀斯特旅游区、酉阳桃花源景区、万盛黑山谷景区、南川金佛山景区、江津四面山景区、云阳龙缸景区；四川的有：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峨眉山景区、九寨沟景区、乐山大佛、黄龙景区、汶川特别旅游区、北川羌城旅游区、阆中古城旅游景区、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景区、朱德故里景区、海螺沟景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乃至世界地质公园。

这里气候多样、植物繁茂。由于地形闭塞，气温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最冷月均温5～8℃，较同纬度的上海、湖北及纬度偏南的贵州高2～4℃。霜雪少见，年无霜期长280～350天。四川盆地年降水量1000～1300毫米，盆地边缘山地降水十分充沛，如乐山和雅安间的西缘山地年降水量为1500～1800毫米，为中国突出的多雨区，有“华西雨屏”之称。 “巴山夜雨”自古闻名，夜雨占总雨量的60～70%以上。盆地区雾大湿重，云低阴天多。峨眉山、金佛山是中国雾日最多地区，年相对湿度之高也为中国之冠。盆地年日照仅900～1300小时，年太阳辐射量为370～420千焦耳/平方厘米，均为中国最低值，故有“蜀犬吠日”之说。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这里生长着近万种保护层次高的动植物。高等植物占全国总数34%以上，古老而特有种之多为中国其他地区所不及。在盆地边缘山地及盆东平行岭谷有水杉、银杉、鹅掌楸、檫木、三尖杉、珙桐、水青树、连香树、领春木、金钱槭、蜡梅、杜仲、红豆杉、钟萼木、福建柏、穗花杉、崖柏、木瓜红等珍稀孑遗植物与特有种。在湿热河谷可见桫椤、小羽桫椤、乌毛蕨、华南紫萁、里白等古热带孑遗植物。 四川盆地的地带性植被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代表树种有栲树、峨眉栲、刺果米槠、青冈、曼青冈、包石栎、华木荷、大包木荷、四川大头茶、桢楠、润楠等，海拔一般在1600～1800米以下。其次有马尾松、杉木、柏木组成的亚热带针叶林及竹林。四川是世界中药材集中地，川贝、川穹等享誉全球。四川盆地是石斛、花椒、茶叶、樱花等植物发源地。

这里是大熊猫的家乡。四川盆地是中国动物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区。有脊椎动物1246种，占全国总数45%以上，兽类和鸟类占全国总数53%。据统计,除鱼类外盆地底部共有动物417种，盆地西缘、北缘和南缘山地分别为487种、317种与288种，其中经济动物均占一半以上。盆地西缘山地是中国特有而古老动物保存最好、最集中的地区，属于一类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灰金丝猴、白唇鹿等，还有珍贵特有动物小熊猫、雪豹、鬣羚、短尾猴、猕猴、毛冠鹿、水獭及鸳鸯、血雉、红腹角雉、绿尾虹雉、白腹锦鸡、红腹锦鸡等。盆地西缘的平武、青川、北川、宝兴、天全、洪雅、马边等地，均为中国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已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王朗、卧龙、蜂桶寨、喇叭河等7处为大熊猫、金丝猴等自然保护区。酉阳、马边、平武等盆地边缘山地溪沟中的大鲵及长江、金沙江中的中华鲟、白鲟也为四川所特有，均属国家保护动物。

这里矿藏品种多、储量大。已经发现矿产130种，占全国的70%，有28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钒、钛、硫铁矿、熔炼水晶等7种居全国第一位。攀西钒钛矿世界著名。有煤、铁、天然气、石油、盐、芒硝、石膏、磷、铝、硫、铜、锰、金、石墨、汞等矿产资源，其中天然气、芒硝为中国之冠，并有中国重要的锶矿。川东北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富集区之一，川中和南充等地盐岩矿储量很大。四川水能资源理论藴藏量为1.43亿千瓦，占全国的21.2%。四川旅游资源世界第一。

这里产业特色突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四川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大省，早在殷商时代，即开垦种植水稻。四川盆地分布的紫色土面积达14万平方千米，具中性或中性偏碱，富含磷、钾等矿物养分，质地适中，有较好的透水、通气性。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率高达30—4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水稻、油菜籽产区。蚕桑、柑橘、油桐、白蜡、五棓子、银耳、黄连等产量均居中国第一。

这些山水风物及其承载、蕴含的故事，有的是大气雄浑之美，有的是婉约细腻之美，有的是悠远神秘之美，有的是清幽秀丽之美，有的是精工雕琢之美，有的是悲壮豪迈之美，有的是激越昂扬之美，有的是庄严沉思之美；有的美在形，有的美在意，有的美在动，有的美在静，有的美在自然的天工，有的美在人生的历练……巴蜀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江河文化，五彩缤纷，独具特色。这里人与山水同行、诗与远方同在。

（二）川渝之美在 “觉变”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同志的这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集中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审美意旨和境界。无限风光在险峰，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审美路径，经过了一番刻骨铭心、不足为外人道的通达美的过程，才能见到真正的大美，而且这样的美，既是视觉，还是体会、感受与品位，是“见他人所不见”，“见自己所未见”。

安乐的田园是美，满目的青翠是美，苍茫的旷野是美，无垠的大漠也是美。一方面，外面的世界精彩，他乡的风景迷人；另一方面，在游子那里故乡贫瘠的土地、干涸的小河也更有其动人之处。因此我们说一个地方美，一定有它打动人、吸引人之处，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种“觉变”。

觉变就是人们感觉的变化和辨识。觉，就是人或动物的器官受到刺激后对事物的感受和辨别，主要为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觉察、觉悟、觉醒、觉得等，都是“觉”的活动。旅游就是换一个环境找感觉，这个感觉包括视觉（美景）、味觉（美食）、听觉（美音）、嗅觉（美气）等的体验和转换。本质就是“觉”的变化。这个“觉”贯穿从物质到精神的全过程，满足“最小作用量原理”（时间与能量之积最小）。因此，旅游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寻找快乐和幸福的过程，就是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就是回归人性本色的过程。景区一定要有美景。关键在“觉”字上做文章，引导更大觉变，带来更大快乐。

在《天府学》一书中，用十大原理从大尺度上描述了川渝两地的独特性，这十大原理，就暗含了很多“美”的机关。触摸这样的机关，就有助于让我们从“觉变”的角度重新认识天府，重新寻找、审视和抵达川渝非同寻常之美。

一是通过“珠峰映射原理”领略“大气之美”。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因此中国与印度人口最多，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空中暖湿气流来自印度洋。

二是通过“海拔适中原理”体会“适度之美”。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黄帝、大禹诞生在此。

三是通过“封闭开放原理”品味“创造之美”。四川是“四塞之国”，四周都是高山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巫山山脉，南有云贵高原，但有三峡出口，表面封闭，实际很开放，是封闭与开放的完美统一，所以四川人骨子里不保守、敢于创新，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改革家和英雄。

四是通过“千河滋润原理”带来“润泽之美”。由于西靠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250万平方千米），四川有大小河流5000多条，流域面积一百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1409条，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都是雪原淡水，适合多种生物生长（包括微生物）。

五是通过“内海遗存原理”形成“丰饶之美”。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因此地下矿物很多（石油、天然气等），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人口多。

六是通过“经纬趋优原理”追溯“起源之美”。四川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东经105°中轴线上（在东经98°至108°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适合经济社会发展，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

七是通过“南北交聚原理”感受“交流之美”。四川处于中国西南、西北和华中结合部，长江经济带上端，胡焕庸曲线经过四川成都，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交点，是国家重要战略基点，是科技、商贸、文化、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八是通过“向西凿空原理”产生“开放之美”。四川向西是青藏高原，向东是太平洋，向南是印度洋，是中国西向和南向开放的大门，是进入印度洋和欧洲非洲的捷径，自古就是走向海外的先锋，蜀布、丝绸、茶叶、邛杖等3000年前已经畅销西方，具有向西畅通优势，汉代张骞也走过此路。

九是通过“移民组合原理”汇聚“包容之美”。今日的四川人几乎都是外地人，本地原住民不复存在，历史上几次大移民特别是清代湖广填四川，使得四川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省，有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优势，具有包容性和互补性。

十是通过“地质造势原理”塑造“坚毅之美”。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四川人具有坚强的品性，敢于攻坚克难、共克时艰。

大气之美、适度之美、创造之美、润泽之美、丰饶之美、起源之美、交流之美、开放之美、包容之美、坚毅之美，再多的形态都不能穷尽川渝之美的内涵。这些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觉变”认知的过程或启发。这样的过程或启发，排除体验的内在变化，通俗一点说就是“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十分重要。有人戏谑“旅游”是“从自己活腻了地方到别人活腻了地方去”，就是换一个角度。在别人那里司空见惯的风景，在你这里却非同寻常。就像当年从重庆初到成都，讶异于这里街道路口的宽阔，惊叹于潮汐往返的自行车大军，说起周边的凤凰山、五龙山、牧马山、木兰山……也往往要在“山”前边加一个“所谓的”。同样，一个外地网友对重庆的观感，于重庆是生活，于过客却是不可思议的风景。网帖说：

重庆这些年成了网红城市，美女多，GDP增速快，房价低，这座山城城市被冠以“中国第一魔幻城市”的称号。“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当年刀郎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歌词有点扯，公共汽车怎么会停在八楼呢?

到了重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太年轻，见识少了。重庆南岸区聚丰江山里小区屋顶上真有一条马路！不仅有停在八楼的公共汽车，还有穿楼而过的轻轨。重庆轻轨2号线的李子坝站，1楼至5楼是商铺，6楼是站厅，7楼是设备层，8楼是站台，9楼至19楼是住宅。在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轻轨穿楼而过的奇特画面。

一则“重庆24层高楼无电梯”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栋楼也迅速成了网红楼。这栋楼和李子坝站那栋楼有点相似，楼中有3个出口分别通往3条不同街道，第1层通往下望龙门车站；第10层出口通往白象街；第15层出口通往解放东路。

还有呢！在重庆巴南区界石有一双向四车道，从下往上看，整条公路呈波浪起伏。车辆驶过时，犹如海上行舟，看起来惊险又刺激。在重庆南岸区有一黄桷湾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共5层，15条匝道连着不同方向，这样的立交完全可以媲美F1赛道。网友戏称：“走错一个匝道，就是重庆一日游。”

重庆是神一样的山城，有着神一般的地形，导航看了会沉默，司机见了会流泪。在重庆开车用导航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你的导航只会说3句话：1、前面左转上坡道，前面右转下坡道，前面靠左上坡道，前面靠右下坡道。2、前方进入环岛。3、你已偏离路线。然后，你就迷路了……你不开导航会迷路，即使你开了导航也会迷路。难怪大家把重庆称为“中国第一魔幻城市”。

二、川渝文化的“融合之美”——绵延的记忆与脉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竞争，除了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世界的融合，除了利益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世界的区别，除了文化的区别，还是文化的区别。文化是气质、习惯、基因、标签以及深入骨髓的“审美情趣”。川渝一路走来、一路浸润、一路融合，堪称大同而小异的典范——在大同背景上的小异，与小异背后的大同，是家人的感觉，是熟悉的味道，是同气连枝的见证。

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位一体”所组成，它们之间既相对独立，自成系统，又相互关联，互成系统，互为支撑。其中，经济与文化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活动方式，通过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具体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两者更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彼此渗透，共生互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配，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经济和没有经济的文化，经济和文化就是通过在一定地理、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紧密联结起来。因此，人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人”或“经济人”，也是“文化人”。人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山川河流，也脱离不了文化基因和文化基础。

从文化对人的影响来看，选择何种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是需要通过人的自觉抉择确立的，而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主客体双向度的建构、互为依存的关系。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受动者，时时处处受文化的型塑或软约束。文化系统是人们的行为取向的重要方面，它可以决定人的价值观念，构成人的行为准则；文化系统也是人们活动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它既影响着活动的方式，又影响着活动的结果。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或源泉，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规范、传播、牵引等功能。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共生互动的双重性或两面性，经济与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本性、特点和规律，两者之间除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外，也会存在相互冲突、不相协调的一面。分析和揭示经济与文化相互冲突，不相协调的性质、表现，使它们从冲突走向和谐，谋求经济、文化的同步互助、协调发展。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语境下，一直以来既携手共进、相辅相成而又“爱恨交加”“相爱相杀”的成渝两地，也需要做足“巴蜀文化”功课，梳理地缘之间文化力量，认真总结历史正反经验教训，筑牢川渝两地鉴往知来、固本开新、共生互利、协同创新的文化根基与文化底气。

（一）先秦时期的巴蜀：相互渗透中融入华夏文化

李白曾诗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巴蜀地区在地理上距离中原地区较为遥远，由于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系的阻隔，这里在远古时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巴和蜀本为来源不同，地域不同的部落联盟，自成一体，各为方国，各谋发展。巴蜀又同时为近邻，商代时巴方主要活动于陕南一带，与蜀的北部毗邻。两国共同参加了武王伐纣，西周初期受到分封，地域仍相毗邻。先秦时期的巴蜀，偏居一隅，不与秦塞相交通，彼此之间也亦分亦合、时分时合，走过了“独自发展”与“渐渐融合”的漫长岁月。

从广义上讲，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巴、蜀两族作为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主体族群，历史悠久。蜀人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地早期历史说“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夏商时期，早巴文化和早蜀文化虽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较为密切的相互联系、交往和文化影响。由于地缘相近，文化习俗相似，古人也常将巴、蜀连称，可见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中已将巴蜀视为“联体婴儿”了。晋蜀人常璩《华阳国志》从地方志的角度，虽然分别撰写有巴志与蜀志，但在追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迹时，却常常将巴、蜀并提。《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例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巴、蜀在早期也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的关系，巴蜀之地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巴、蜀之地的盐业开发，都很兴旺，双方贸易交流往来频繁。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蜀国农业，经济非常繁荣，人民富足，巴国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人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

巴、蜀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比如古蜀时期的“魂归天门”观念对巴人和楚人就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巴蜀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在民俗、民风上，巴、蜀由于地缘相近，具有很多相同点，但又各具特色。《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又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因为地域辽阔，所以既有“君子精敏，小人诡黠”，又有“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采文章”，在音乐方面有“夏声”，在饮食习惯方面“尚滋味”，商贸方面很善于致富。古代巴、蜀的这些民风特点，今天仍可见其余韵，可谓传承悠久。

到了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巴蜀从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精锐部队——巴蜀之师。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他们勇往无前，冲锋陷阵，锐气喜舞，尤擅“巴渝舞”，动作劲勇，刚健有力。众多考古成果可以支撑史书记载，所言非虚。史料记载说明，先秦时期巴、蜀关系密切，尤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结为联盟，互动密切。可见，巴蜀同盟关系由来已久。

到了战国时期，巴蜀的富饶自足，易守难攻，自然也被秦国虎狼之师虎视眈眈。秦人认为，取得巴蜀之地“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王令张仪、司马错率军攻取巴蜀，将两个原本自成一隅的方国变为秦国的蜀郡、巴郡。而巴郡和蜀郡的丰饶富足与互联互通又为秦国进一步灭楚以及吞并六国准备了条件。具体说来，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被纳入秦国版图，中央朝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造，建立以郡县、官僚、赋税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制度，并将这一地区作为国家的战略大后方，苦心经略，大力开发，以求其富，巴蜀人民均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编户齐民。同时，秦地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对巴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巴蜀地区与秦地“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常璩将秦与巴蜀社会风气朝夕渐染的原因，主要归结到“染秦化”，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司马错定蜀时即为蜀人“被诸夏之化，即以此为始”。

（二）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开疆拓土中塑造一体多元

没有当年秦惠王的西进南下，没有纳巴蜀——或者说没有纳巴蜀后的苦心经营累积实力，就何谈后来的灭六国、奠伟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巴蜀的天平与介入，决定着帝国的方向与未来。

秦灭六国之后，“移秦民万家入蜀”政策，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整合。如卓文君家族的祖先从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后富甲一方，成为地方富家大族。自古以来，成都本是一座依水而筑，以水定形；因水而兴，由水而荣的千年古都，它的兴衰荣辱自古就与治水成败有着密切联系。远古时鳖灵治水，望、丛二帝的动人传说，大都与水有密切关系。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发掘也证明古蜀文明被毁与洪水、瘟疫肆掠具有密切关联。成都因战国时期秦在此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福泽一方，使得成都平原长久以来被誉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更因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沿用至今而闻名于世，李冰父子因都江堰治水成为四川人民所代代敬奉的“川主菩萨”，他们领导下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经济安全、农业安全、生态安全、也保护了一方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因此，“治水”已经成为千年成都的一种历史文化基因，“治水”已经熔铸于“天府之国”的历史血脉之中。

从区域经济发展而论，秦并巴蜀，随着秦对西南边地的开拓，巴蜀内地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日趋深远，开始孕育以成都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到了西汉中、晚期，全国形成了十大经济区，巴蜀地区便是其中一个单独的经济区，逐渐发展为真正的“天府之国”。成都在西汉中期一跃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与融合发展，巴蜀文化成了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最大的经济文化区，巴蜀文化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巴、蜀广袤大地上的人们，终于真正凝聚为一体。共同的地域为人们的生存发展馈赠了必要的地理空间，而长久的融合发展，将人们紧紧黏合在一起，从最初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到文化交融，再到文化融合，巴蜀文化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难分难离。

通过秦中央朝廷长达110年的经营，巴蜀地区一方面来自国家力量的强力同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族群的彼此融合。巴、蜀不仅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功劳，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央王朝的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大后方。总之，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文化对后世影响仍然在继续，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历史的车轮行到了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大汉王朝基业。汉代最终将巴蜀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巴蜀在政治上为汉高祖“帝业所兴”之地，高祖五年，汉军之中有大批巴蜀将士解甲归田，返回家乡，很多获得爵位，发展成为巴蜀各地的名门望族，这在文化心理上加深了巴蜀人民对汉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二，汉王朝放宽了思想禁锢，允许百家存在，汉武帝时虽然独尊儒术，但百家之术仍在天下郡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巴蜀地区尤其突出发展了道家学术和易学。其三，汉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朝为官，既加强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高了汉王朝认识处理天下郡国事物的统一调度能力或执政水平，有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全国各地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杨雄等均在朝为官，在思想、文化、感情上保持了巴蜀与中央王朝的各种联系。其四，汉景、武之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堂，极大改造了巴蜀地区的“蛮夷之风”，逐渐与汉朝主流文化融为一体。秦汉三国时期，是古代巴蜀地区水、陆交通大发展，形成基本格局的关键发展时期。交通路线由先秦时期的自然形成，民办民管，转变为干道官营为主。在陆路交通上，由过去的蚕丛鸟道转变为可通车马的大道。农业发展更为迅速，尤其在平原浅丘地区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牧业、饲养业、渔业、各类手工业、冶铁、井盐等也大为发展。一言蔽之，秦汉、三国时期是巴蜀文化产生剧变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的巴、蜀是巴蜀的巴、蜀，秦汉之后的巴蜀是中国的巴蜀。

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曾周游天下，广泛搜集史料，足迹曾到过四川，留下了有关巴蜀的物产、交通等相关记述，他以“巴蜀亦沃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来描述巴蜀大地的富庶与开放互通。东汉史观班固作《汉书》时，也在西南地区众多的民族中观察到巴蜀的同一“文化圈”的特征：“巴蜀广汉，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木疏食果实之饶。 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地理志下》）班固用“与巴蜀同俗”的笔触来形容这里的风土人情的性相近，习相近，将巴蜀并称、并列一起。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巴蜀先民已经开始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及文化心理已经趋近一致，融为一体了。当然，另一方面，四川地域远离中央朝廷，内有天府富饶，外有群山庇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旦天下有变，也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体，割据一方。章太炎先生曾经概括这一历史现象时说到“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汉代四川地区被称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徒，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

（三）两晋巴蜀到唐宋四川：治乱交替中实现繁荣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先有成·汉政权（李特），自立为国，割据巴蜀地区，共计四十二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巴蜀地区可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自东晋权臣恒温灭成·汉政权以后，巴蜀地区曾经长期处于东晋、刘宋、南齐、萧梁等南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动乱频仍，内乱不息。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入建康（南京），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这次在平定陈朝的战争中，巴蜀军队不仅平定了荆湘地区，而且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陈军，使隋军主力部队第一较为顺利地攻克陈朝都城建康，完成了隋朝统一中国大业。隋亡之后，巴蜀归唐。从秦时置为巴郡、蜀郡，汉代置为益州，唐代又将巴蜀改为剑南道，以后又改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唐玄宗以前只有东、西两川，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又调整为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辖今陕南、川北，治所在汉中），这时又被简称为“三川”。

唐、五代、宋之际，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四川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到北宋宋真宗时期，在益州（成都）、梓州（三台）、利州（汉中）三州之外，新置夔州（奉节），在宋代便被称为“川陕四路”，到了北宋末，宋徽宗将这四州简称为“四川”。从北宋中期以后，四川由乱转治，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与两浙路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农业、商业、纺织业、茶叶、酿酒业、制糖也、井盐、造纸、印刷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例如，宋代四川是纸币的发源地。由于商品经济和大众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额的、易于流通的纸币这种货币符号来代替铸币的流通，商业的繁荣进步，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早在十世纪末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纸币的产生早了六百年。随着交子的产生和流通，宋代四川还创造发明了一整套纸币发行的金融管理制度，保证纸币币值稳定与正常流通。到了南宋时期，东南地方仿照四川交子，开始发行会子，纸币开始在宋朝境内全面流通。宋代时，四川的文化相当繁荣，人才辈出，如以“三苏”为代表的“苏氏蜀学”，以张栻、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等等。

宋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家国情怀，在南宋末期就凸出彰显出了它的磅礴力量。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在宋金边境设立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川陕四个防区，以抵御金军的进犯。其中，川陕防区一地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其他三个防区的总和，其他三个防区军费是由朝廷负责供应，而川陕防区的军费则是依靠四川地方自己筹集。四川不仅保证了自身川陕战场军费的需要，且每年还向中央朝廷上缴财物，支撑抗金军费。从南宋初年到金朝灭亡，四川坚守住了国土，金军始终未能踏入巴蜀大地。金朝灭亡，宋蒙对峙，四川虽然成为最早受到蒙古铁骑进犯的地区，但坚持抗蒙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四川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家园，在各地修筑山城，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无畏坚定的持久战，拉锯战，如三江径流，山环水绕的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孤城守卫战。在13世纪的世界版图上，蒙古的金戈铁马可谓是一支无坚不摧、言之色变的可怕军事力量，中亚、西亚、欧洲各国，未有敢与它争锋抗衡者。而我们巴蜀大地，偏偏能拼死对抗，在当时实属难得，并让蒙哥战死于此，使蒙军铁骑尽取巴蜀足足用了五十二年的时间。合川钓鱼城军民的众志成城，顽强坚守的精神，早已成为巴蜀子孙后代忠义卫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图腾，至今激励着四川人的血性与坚韧。蒙古人未进犯四川以前，四川是南宋抗金的最前方。蒙古军队进攻南宋，四川成为前沿阵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人口稀少，田园荒芜，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宋代四川。元朝主要采用了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方式经营四川，经济发展缓慢。元末战乱，更是“民靡靡于遗，荒地复增”。直到明代，又开始逐渐恢复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这时的经济地位毕竟还是与宋代四川的文明发展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成都工作，在钓鱼城下长大的赵晓梦说，“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为此进行了长达十余年有意识的准备，研究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了1300行长诗《钓鱼城》。他大学时代的老师王本朝先生对爱徒的作品赞赏有加：沈从文把湘西带进了文学史，而赵晓梦的这部作品把钓鱼城带进了文学史。

（四）明清时期的四川：移民重构中彰显变革特质

到了清初康熙时期，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下一道圣谕中提到“四川人”的概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主要是由于清初那场史无前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在全国各地18个省市纷至沓来的移民人群中，人们难以避免地会因地缘关系，产生省籍、原籍意识，以划分各自更亲近“老乡群”，建构各自更利生存发展的“朋友圈”，以一些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抱团取暖，共同进退，因此有了“四川人”“湖广人”“山西人”“陕西人”等观念的普及与传播。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几乎化作焦土。清初的统治者记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制定并执行了“安民”“裕民”“便民”等各种治蜀国策，特别是针对战后人口损耗，“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实行了移民实川、招民垦种、轻徭薄赋等措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潮随后徐徐展开历史帷幕，对重构四川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繁荣、文化融合等都意义深远。清代是历史变革、转型的时代，四川社会的发展演变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更加急剧，四川与全国各省区的关系及互相影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更为直接和密切，四川一动，似乎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牵动中央朝廷、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平定吴三桂叛乱、湖广填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川楚白莲教其一、川江通轮、重庆开埠、川边改革开放、保路运动等等。就四川经济发展这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前，四川商品流通市场主要形成了县属场镇市场、省内区域市场、国内市场等几个层次，商品经济也得到较为明显的快速发展，区域商品市场逐渐形成，并开始向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转化。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海关成立，重庆开为商埠，巴蜀大地的市场开始被迫向资本注意世界开放，重庆快速成长为西南内陆腹地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五）民国时期的四川：战乱频仍中承接文明薪火

民国时期，四川商业、外贸的发展变化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重庆开埠以后，四川进入早期近代化的阶段，小农经济逐渐受到冲击，一方面，农村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受到进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冲击，成为国际商品市场的附属部分，为洋货的输入和土货的输出服务。辛亥革命后，四川的经济发展没能迎来他的发展机遇，遭逢社会分崩离析，军阀混战20多年，经济发展缓慢。尽管如此，四川人加强团结，抱团发展，商帮、同业公会、会所、公馆、公司、字号等形成新的流通主渠道，同时又“师夷长技”，成立了洋行、公司等作为辅助流通渠道。商界还走出重庆、将商品流通的渠道一直延伸到对外贸易的最前沿——上海，承担其川帮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业务。1914年，重庆总商会还投资建设商业场，并创办夜市，成为一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促进了商业发展。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随着国家政治重心的西迁，经济重心也逐渐转向了重庆。但在它悄然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它也承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轰炸机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仍旧顽强挺立，不屈不挠。成都在这一时期商业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民国时期就形成了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为城市商贸中心的新格局。无独有偶，成都也承受了日军的野蛮轰炸，也坚强地挺立过来。但巴蜀大地不是一块轻易屈服的土地，不仅自身承受了大轰炸的各种打击，川军将士还积极出川抗敌，以血肉之躯将侵略者拦在了巴蜀大地之外，成为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抗战的主要大后方，对中国的抗战事业、经济、学术、文化的战略转移与薪火相传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

巴蜀历史文化无疑是一个整体，所勾勒的文化概貌和历史辙迹，所梳理的人物故事与珍贵遗产，以及祖先的筚路蓝缕、勤劳坚韧及兴衰治乱、生聚教训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或引为自豪或引以为戒的基因密码，促使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深入了解省情、地方文化概貌，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获取更多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

（作者：李后强，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石明，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处长）

（此文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渝双城“五论”》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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